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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 钢铁产业在雾霾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更新时间:2017-03-15    浏览次数:

钢铁行业作为重化工业的代表,自然难辞其咎,华北大地上大面积的限产、停产风云再起。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工程,我们必须看到钢铁产业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暂时的限产、停产那么简单,雾霾时代的钢铁产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王侯将相与贩夫走卒同吸雾霾的时代

雾霾并不是新事物,但引起人们的关注的时间并不长。河北的唐山、石家庄、邢台以及山西的很多地方,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空气污染,只是那个时候并没有雾霾这一说法,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地方的百姓只是在公众的视线之外默默的吸霾。转折点大概在2010年左右,雾霾进京、国外对雾霾问题的批评增多,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尽管我们关注雾霾问题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严重程度远超想象。我们可以看一下环保部的全国空气质量统计:在12月20日的全国367个城市中,严重污染的比例为12%,重度和中度污染的比例分别为13.1%和15.5%,优良率只有41.4%。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至少在近一个月内,与京津地区相比,石家庄才是空气污染更严重的地区。但空气污染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在官方和媒体大量的宣传之下,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了北京反而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假象。

但不管怎么说,空气污染是如今的中国谁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雾霾之下的天地,无人可以幸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无论是住在雕梁画栋里的王侯将相,还是食不果腹的贩夫走卒,没有人可以从浑浊的空气中为自己抽出清新的一口。北京即使把钢铁企业都搬迁了,附近城市的污染也会飘过去,可以说,空气污染的幽灵之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正因为如此,治理雾霾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治理空气污染才变得日益紧迫。

二、钢铁产业的原罪:主要产区与雾霾重灾区的重叠

一般认为,工业化是雾霾最主要的成因。消耗石化能源的工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的飞速增加,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等等,成为了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钢铁产业对雾霾等空气污染的形成也是难辞其咎,在钢铁的冶炼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粉尘、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物。我们对比了钢铁产量和空气污染严重的区域,发现了二者的高度一致性。

几个产钢大省中,除了江苏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而少受其害,别的省份都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截止到11月份,河北省的粗钢产量累计超过了1.77亿吨,而河北也正是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唐山、石家庄、保定、廊坊等地,自入冬以来就经常出现严重污染的情况。另一粗钢产量超亿的省份是江苏,但江苏的地理位置较好,四周无高山阻碍,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不至于造成大量的污染物停滞形成雾霾。其他的产钢大省则没有那么好运,山东产量超过6500万吨,辽宁超过5400万吨,陕西超过3600万吨,河南和湖北都超过2600万吨,这些地方也都是空气质量污染的重灾区。特别是山东的莱芜市、淄博市,山西的大同市、邢台市等地,每至冬日就要受雾霾之苦。而且这些主要产钢地区早在雾霾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之前,就已经深受其害了。

数据来源:MRI

钢铁产业确实会引起空气污染,钢铁产区与雾霾频发的地区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也正是因此,每当空气质量下降的时候,就是整顿钢铁行业呼声四起的时候。

三、钢铁产业在雾霾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在雾霾时代,钢铁产业又会面临哪些挑战?笔者认为钢铁产量的下降将成为必然,环保设备和技术将会大面积普及,而钢铁产能分布的调整虽然艰难,却也有调整的可能。伴随着这些变化,钢材价格的上升或将成为大趋势,能够成功应对挑战、生存下来的企业,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

3.1、直接影响:环保需求与去产能任务重叠共振下的钢铁产量收缩

供给侧改革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中,去产能排在第一位。而钢铁产业存在大量过剩、落后产能,并且有众多会产生大量污染的中小钢厂,这一点无可否认。2016年的去产能任务已经提前完成,根据笔者的分析,今年起去产能需要“看得见”,需要有钢铁产量的下降。实践证明,严格执行环保法规,以环保门槛去钢铁产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对去产量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入冬以来的雾霾频发,充分的展示了环保门槛限制钢铁生产的威力。华北地区的雾霾一起,河北、山西、北京等地就要纷纷出台应急响应,钢铁、火电、焦化等多行业就会迎来停产限产潮。今年的钢市行情很好,京津冀地区的钢铁产能利用率都处于比较高的状态,比如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在2016年11月份之前没有低于70%的时候。但随着天气转冷,北方雾霾开始增加,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停、限产措施,京津冀地区的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开始急速下降,12月的月均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只有50.4%,甚至一度创出了39.79%的年度低点。钢铁重镇唐山的情况也极为明显,钢厂的高炉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也从9月份开始就一路走低,比如高炉的产能利用率从9月初超过90%一路将至2017年1月6的78.11%。

但我国的这些治理措施具有明显的运动式色彩,短期内确实可以压缩产量,但风头一过很容易死灰复燃。多年来的雾霾已经慢慢的促成了民众对空气污染意识的觉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可取,以环保门槛去钢铁产能不仅要有眼前的临时举措,更要有长效机制。我们从伦敦和洛杉矶的经验中看到,以法律机制断绝污染源的方式,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当然,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问题,法律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多年来对环保法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需要对污染的肆虐负很大责任,这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长期来看,针对会产生污染的产业,规章制度的推出并严格执行是一个大趋势,严格执行环保标准,限制钢厂生产与新产能的建设也是必然的。

3.2、中期影响:以环保为目标的钢铁生产工艺改造

在环境污染出现的时候,以强硬手段推动环保技术的普及应用,制定更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是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我国的钢铁企业沿着这一思路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环保改造投入方面,十年间中国重点钢铁企业环保治理资金累计投入超过1300亿元,即使是在钢铁行业利润水平持续下滑的“十二五”期间,环保投入仍然保持增长。在排放标准方面,在我国钢铁工业2015年1月1日起执行的特别排放限值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已经达到甚至优于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排放标准。在生产技术方面,烧结烟气脱硫技术、“三干”技术、综合污水处理技术得到了大面积的使用,大幅减少了末端排放总量。

随着雾霾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从中央到地方推动环保的呼声渐高,环保技术和环保设备在钢厂的生产中的普及是一个必然。但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钢厂不会主动使用环保设备、遵守严格的排放标准,毕竟要承担额外的成本。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过程中也表现的很明显。比如洛杉矶在60年代末规定所有汽车上必须装上催化式排气净化器(CatalyticConverter),此举被认为是治理洛杉矶雾霾的关键。但该法规在刚刚推出的时候也是阻力重重,特别是遭到了汽车制造商激烈抵制,他们先是抨击这种装置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后又抱怨成本太高。他们的抗议导致这个法令一度中止,但雾霾笼罩下的洛杉矶民意汹汹,部分利益集团为一己私利违背历史进程注定难以持久,到1975年所有的汽车终于实现了全部安装净化器。

3.3、长期影响:产能区域分布调整与产业转型

为什么尽管我们采取了那么严格的排放标准,雾霾仍然在肆虐呢?问题不仅在于排放标准执行不够,更在于在巨大的总量面前,技术手段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途径。对于容易形成空气污染的地理区域,处理雾霾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将所有的重化工企业迁出,也就是污染的输出和转移。无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的治霾经验都表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销售量的增加,污染的总量也是不断增加的,只要污染产业还在,这将不可避免。直到开始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天然气等较为清洁的能源替代煤炭,同时推动污染转移,将高污染的钢铁、煤化工等行业搬离,才能彻底解决雾霾的困扰。但这一方法在我国并不可行,以钢铁产业为例,至少有两个难点无法解决。

难点一,钢铁产业的聚集在经济上的最优与环境上的最优并不重叠。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目前钢铁产业的聚集确实是较为合理的方案。一个工厂的建立,无外乎三个选择:靠近市场,靠近资源,或者交通便利。目前主要的钢铁产能分布也符合这三个原则,比如江苏的钢铁企业靠近市场;河北的钢铁企业靠近煤铁资源;宝钢这样的港口区钢企,则更多的考虑了交通之便。

但是将环境成本、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因素也考虑进去之后,目前钢铁产业的聚集可能就不再是合理的了。以主要的钢铁聚集区京津冀为例,在太行山、坝上高原区和燕山的阻拦下,该地区只有南面和东面部分向外敞开,形成了一个半盆地地形。这样的地形决定了,污染源一多,就会形成雾霾。特别是在冬天出现逆温层的时候,空气上下对流无法带走污染物,一旦偏南风较弱时,污染物就在山前堆积,极易形成雾霾。因此,这样的地区不宜建设太多的用煤企业,否则就极易形成雾霾。这份不宜建设的名单中,钢铁企业当然也名列其上。

京津冀地区的钢企不会主动离开,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经济收益与环保成本并不对等:钢厂产生的污染成本由全社会共享,钢厂的收益却全都是自己的,真正需要他们付出的代价足以被经济上的收益所抵消。

难点二,钢铁产业在部分地区经济中占比太大,动则伤筋动骨。

钢铁产能的调整会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没有合适的替代产业的话,由钢铁产生的污染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以河北为例,钢铁是该省的支柱产业:钢铁行业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工业增加值较长时期内均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1/4以上,对全省GDP贡献率和财政贡献率一度均在10%以上。特别是钢铁产能较为集中的唐山、邯郸两地,钢铁工业对当地GDP贡献率长期在20%以上。对于这样的地方,如果说要为了环境而放弃钢铁产业的发展,在找到新的替代产业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此外,站在唐山等地方政府的角度考虑,在找到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或者找到新的产业替代钢铁之前,是不可能彻底关停钢铁产业的,否则地方的经济、财政、就业都难以维持。

长期来看,环保对涉及地区民众的健康伤害极大,并不能简单的算经济账。更何况北京正在这污染的中心,无论是算环境帐,社会帐还是政治账,钢铁产业布局的重新调整都是解决雾霾问题值得考虑的方案。事实上,对于钢铁产能的区域分布调整的呼声早已有之。早在2011年工信部就已经发布《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就提出了钢铁产业布局优化的问题,在最新出台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也提到要实现“区域分布合理”,所谓的合理必然要将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都予以考虑。但前面所提及的两个难点一直未能解决,钢铁产能的布局调整也只能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未来的钢铁产能布局发展,肯定是将以沿海为主,现有的雾霾区域不会再有新的产能上马,而以整合和做减法为主。

3.4、艰难中的机会:存活下来的钢企将享受丰厚的“剩者”红利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钢材的需求也将不复前一阶段的旺盛,但总量仍然极为庞大。但环保治理中的钢铁产业产量也会收缩,这将成为价格的有力支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存活的钢企将享受到这一“环保红利”。今年年末对中频炉的检查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此的理解,冬季是传统的钢铁需求淡季,但借着中频炉“一刀切”的东风,钢坯价格暴力拉涨,成品材价格随之飙升,并创下了年度新高。各大钢厂与有荣焉,淡季不淡的行情令其大获其利。尽管对中频炉的检查并不完全出于环保的目的,但产生的结果类似。作为钢厂,努力的适应时代要求,争取存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必将享受到极为丰厚的“剩者”红利。

(本文转自北极星电力新闻网